不久前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第六代掌門人來到中國，在某電視臺做了一些訪談。有人問羅斯柴爾德家族會怎么進入中國經濟，并像過去掌控某些歐洲國家經濟命脈那樣，控制當前中國經濟。不論這種提問是否有禮，我的解讀是，“陰謀論”在中國很有市場。這種陰謀論的流行，使不少人都相信中國正面臨著來自西方的暗算，并時刻處于國家危機中。
于是，大家對西方的陰謀抱有很高的警惕性。與其認為中西方的博弈是正常制度的運轉，還不如深究西方背后陰謀的運轉。然而，事實是，美國之所以到今天還能控制經濟秩序，并成為世界綜合實力最強的國家，主要還是長期以來的陽謀勝過陰謀。
應該說，“陰謀論”的真正流行是在2008年之后。但追溯起來，為什么1987年和1998年兩輪國際金融危機，中國都沒有流行“金融陰謀論”或“國家陰謀論”呢？這主要是前兩次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沖擊不嚴重，而且大家對中國發(fā)展也抱有強烈的期待。民族有自信，與此同時相信西方資本主義的衰朽，這種雙重滿足使當時的“陰謀論”并沒有在中國流行。
1998年的金融危機開始對中國造成沖擊。和1987年相比，我們有了大踏步“后退”，開始認識到金融危機并不是只存在于西方。當中國經濟越來越開放時，金融危機從西方“沖”入了中國的經濟圈，而且影響到中國政府的經濟決策，與我們的相關性越來越高了。于是，國際金融經濟秩序應該怎么建構，成了我們自己的問題。
此后，中國開始訴諸于對國際金融貨幣體制的改革，與此同時，國際金融經濟集團以金融經濟改革導師面目適時出現(xiàn)在中國經濟生活中，于是“國家陰謀論”逐漸開始盛行。
這其中的基本邏輯是，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，那些勾結起來、瓜分了西方蛋糕的銀行家集團發(fā)現(xiàn)中國是一塊肥肉，他們需要在西方以外有自己的代理人。按“陰謀論”的邏輯，中國某些利益集團，與像羅斯柴爾德家族這樣的國際金融集團“臭味相投”。當年，在金本位貨幣體系中，羅斯柴爾德家族是英國人的老師；而南北戰(zhàn)爭時期，美國政府要借錢打仗，又不知道通過發(fā)行貨幣來集聚戰(zhàn)爭資源，國際金融集團又成為了美國人的導師�，F(xiàn)在，輪到中國了。
對“陰謀論”在這次金融危機后的盛行，我們不能輕視。中國經濟不發(fā)達，又要捍衛(wèi)主權，需要民族主義，所以“陰謀論”才能順暢地成為一種流行文化。它的盛行是人們對現(xiàn)代經濟、社會、政治生活持有偏狹態(tài)度的結果，這種不健康心態(tài)對中國未來發(fā)展將造成非常大的影響。
首先，我們以弱者認知產生兩種國家理念：對強國時代的懷舊和對成為未來強國的期待。過去的強者和未來的強者的期待，隱含著我們對現(xiàn)世強者的認定。在這樣的認定中，很多改革會無從進行。
其次，我們的社會心理普遍脆弱。我們缺乏獨立的社會文化，我們現(xiàn)在的社會心理之所以對西方滿懷仇恨，民粹主義流行，對金融陰謀和國家陰謀深深銘刻于心，就是這種脆弱心理導致的。
最后，我們的國家危機在于中國的政治經濟能力相對低下。周有光先生最近講到，在強調強國崛起時，我們要認識到在多個方面都是落后的，但這種落后不能被理解成民族無能。中國人在脆弱的社會心理下，常常認為國家在多方面低下就等于民族無能。所以，我們寧肯以探知別人的陰謀來理解別人的強大，也不愿意建構自己的陽謀，在競爭性的國際關系中提升自己國家的政治經濟能力。
在這種情況下，我的期待是，我們要塑造國家的陽光心態(tài)。民族精神要健康，不要在過去和未來的強者期待中隱瞞真實的國家狀態(tài)。民族要致力于發(fā)展所有制度化的建構，包括金融制度、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，這才是民族的希望。政經制度法制化是健康心態(tài)的保證，我們不要到政經制度背后去進行探究。這樣才能使社會心態(tài)趨近于正�；�，解決改革難題，而不至于通過激發(fā)人們的陰暗心理使人們對民族未來發(fā)展產生晦暗的心態(tài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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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標題：國人心態(tài)要遠離“陰謀論”干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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